2018年秋季，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宣告开播，该剧编剧为野木亚纪子，她曾创作过《逃避可耻但有用》和《非自然死亡》等作品。剧集描绘了一位年届三十的职场女性，在东京这座繁华都市的丛林中，所面临的种种生存挑战。
这部剧与日本影视作品中常见的温情或励志叙事风格迥异，它并未融入职场逆袭的激情场面，亦无浪漫爱情救赎的情节，而是以近乎冷静的观察角度，描绘了当代日本年轻人之间逐渐疏远的人际关系。
剧中有一个细节让人难以忘怀：女主角深海晶在每天早晨的上下班途中，都会进行一次“表情调整”——前一秒她脸上还写满了疲惫，可是一步踏入公司电梯，她的脸上便立刻换上了得体的职业笑容。
这一细微的举动，实则揭示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期间，年轻一代不仅在物质层面遭遇困境，连表露真实情感的自由也变得尤为珍贵。他们被迫佩戴起社交的面具，而那些曾经坚实的传统人际关系，也在无声中逐渐崩塌。
依据日本总务省在2022年公布的《社会生活基本调查》报告，在20至34岁的受访群体中，有超过40%的人表示他们“几乎没有能够倾诉烦恼的朋友”。这一数据与十年前相比，增长了大约10个百分点。这种人际关系的疏远并非偶然现象，它实际上是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所导致的一系列重要社会问题之一。
经济持续不振不仅对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促使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代际间的“厌老”和“嫌孩”情绪迅速扩散，传统的家庭联系逐渐变得薄弱；职场中“社畜”文化面临“无声离职”的挑战，同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以利益为导向；在亲密关系中，“单身寄生”现象日益普遍，“无缘社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
一、代际对立的加剧
日本内阁府的白皮书中首次提及“讨厌老人”这一观点，发生在2014年。那一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了大约26%，与此同时，在15至29岁的年轻人中，有高达41%的人认为老年人构成了社会的负担。
在数据的背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日本社会抚养比经历了显著的几何级下降：1990年时，每5.8个劳动年龄人口需承担一位老人的赡养责任，而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2.1人。据预测，到2050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下滑，降至1.3人。
在2023年，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接受采访时，将此现象命名为“期待落差”。
前辈们在长期雇佣体系中积攒了退休金和房产，然而，199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踏入职场伊始便遭遇了“非正式雇佣”的境遇，他们无法预见到自己六十岁时的财务状况，因此对代际间的契约关系产生了怀疑。
在日本众多影视文学作品之中，此类情感得以充分展现，例如在《小偷家族》这部作品中，柴田治曾言：
生下孩子就自然成为母亲了吗？那不过是器官在起作用。
电影上映的第二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数据称，2018年的新生儿数量为92.1万，创下了明治时代以来的新低；同时，30至34岁的女性中，终身未婚的比例达到了27.4%，这一比例较之20年前几乎增加了一倍。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数据揭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攀升至29.1%，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总和生育率却仅有1.3，这一数字远低于人口更替所需的水平。这种人口结构上的显著变化，导致代际资源分配的矛盾问题愈发突出。
山田昌弘在其著作《希望格差社会》中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提出，经济的停滞不前使得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前景变得不明朗，与此同时，社会保障的投入持续偏向老年人群，这样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年龄段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这种情绪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现，是社交平台上“老害”这一标签的广泛传播，同时，公共场所中“禁止儿童入内”的标识也日益增多。
在《便利店人生》这部小说里，村田沙耶香塑造了一个对传统家庭生活毫无兴趣的年轻女性形象，这一角色恰好映射了当代许多日本年轻人对生育和家庭责任所持的疏远态度。
二、职场关系的淡漠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内部，“以厂为家”的口号几乎无处不在。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曾对这种“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的结合进行理论阐述，并将其命名为“内部劳动力市场”。
该理论在2001年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索尼公司首次采纳了美式的绩效薪酬制度，紧接着，富士通、松下等企业也相继效仿。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2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正式员工的占比从1990年的81%减少至2021年的63%；与此同时，非正式员工中20至34岁年龄段的比例则从17%增加至36%。
随着“终身服务于一家企业”的观念转变为“每年签订一次短期合同”，同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像从前那般紧密，下班后彼此便如同陌路之人。
NHK的纪录片《无缘社会》讲述了一位名叫铃木的派遣工的经历，她在电子厂辛勤工作了整整十年，然而她的合同和工位却始终处于临时状态。出于对被替换的担忧，即便生病她也未曾敢请过假。然而，在震灾期间裁员时，她只收到一条短信，便失去了门禁权限。第二天，她的储物柜上便贴上了新同事的名字，她的离去似乎并未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重启人生》这部日剧巧妙地将这种冷漠描绘得富有喜剧感，女主角在生命的终点才恍然大悟，竟然连公司里同期入职的同事的真实姓名都未曾留心记住。
大家只是工作伙伴，离开公司就再无交集。
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低欲望社会》中指出，随着终身雇佣制的瓦解，年轻人已不再将企业视作终身的依托，职场的人际关系亦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
在《我，到点下班》这部作品中，女主角东山结衣对加班文化的抗拒，恰恰反映了这种心态的转变，成为了一个鲜明的缩影。
在现实的工作环境中，由于员工在单家公司的工作年限逐渐减少，许多人都开始倾向于采取“无声离职”的方式——即仅履行基本的工作职责，而不参与任何额外的职场社交活动。同时，随着职场竞争的加剧，同事们都在尽力维持适当的距离——他们既保持热情和礼貌，又对彼此的私事保持距离，既不主动询问，也不轻易分享，以免陷入不必要的纠纷。更遑论在经济繁荣时期普遍存在的携手共进，毕竟这很可能导致他人失业。
这种普遍存在的疏远感和自我保护意识，反映出职场中人们对归属感和忠诚度的感觉正逐渐减弱。
三、亲密关系的瓦解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根据该机构最新发布的（2022年）调查结果，在18至34岁的未婚群体中，有70%的男性以及60%的女性表示“没有伴侣”，同时，42%的男性与35%的女性坦言“不愿意恋爱”。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被归结为三类：金钱、时间、情绪成本。
谈一场恋爱，等于多打一份工。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这情形颇似所谓的“关系通胀”现象。在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同时，生活费用却持续攀升，这就迫使我们对亲密关系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于是，市场上涌现出两种产业趋势：一方面是需求侧的“小型化”现象，诸如一人食、单人锅、单人卡拉OK等单人消费品的迅猛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供给侧的“服务化”趋势，例如虚拟恋人、陪聊App等新型服务。以AI聊天软件Replika的日语版为例，自上线3个月以来，其下载量已突破几十万。
在《花束般的恋爱》这部影片中，男女主角于咖啡馆内各自低头玩着手机，此画面暗示了爱情的微缩化。该电影于2022年在我国大陆上映，同年，日本家庭的平均消费支出中，单人消费品的占比首次攀升至超过35%，这一数据甚至被野村证券收录在了其“下行期黄金赛道”的报告中。
此外，《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由日本内阁府于2023年发布，报告指出，在20至39岁的年龄层中，大约有65%的未婚男性以及73%的未婚女性并未处于恋爱关系中。NHK推出的特别节目《无缘社会》进一步揭露，日本每年大约有3万人遭遇“孤独死”，其中许多人甚至在去世前就已经与社会彻底断绝了联系。
上野千鹤子在《一个人的老后》一书中指出，经济压力迫使年轻人不得不延长与父母同住的“单身寄生”状态，然而这种居住模式往往缺少深入的亲密沟通。而在电影《花束般的恋爱》的结尾，男女主角的“平静分手”恰恰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亲密关系所保持的理性距离。
四、孤独是被动的选择
在《小偷家族》中，那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同享用着一碗热腾腾的乌冬面，仿佛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庭；而在《怪物》里，邻里之间因为孩子的一声啼哭就选择报警，这揭示了日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既敏感又疏离的关系。影视作品生动地记录了这些现象。
本田由纪这位社会学家曾提出，经济停滞现象将导致人际关系的模式发生改变。在日本的“失去的三十年”期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职场关系，从恋爱关系到养老问题，整个社会都在默默地进行着一场关系结构的重塑。
这种转变并非仅仅可以归因于个人层面的冷漠态度，它实际上是社会在经历长期低增长状况后所进行的必然调整。
孤独并非个人所择，而是时代强加于众生的生存之道。在经济无法给予充足的安全感之际，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退缩至个人的庇护所。
在这种经济紧缩的背景下，如何维持社会的基本联系，这不仅是日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众多遭遇类似困境的社会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长期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