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季，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与观众见面，该剧编剧为野木亚纪子，她曾创作过《逃避可耻但有用》和《非自然死亡》。剧集描绘了一位30岁女性在职场的挣扎，以及她在东京这座繁华都市中的生存挑战。
这部剧与日本影视作品中常见的温馨或励志的叙述手法不同，它并未融入职场奋斗的激情场面，亦无浪漫爱情救赎的元素，反而以近乎冷静的观察角度，描绘了当代日本年轻人之间日益疏远的人际关系。
剧中有一个细节让人难以忘怀：女主角深海晶在每天的上下班途中都会进行一次“表情调整”——前一秒她面容憔悴，疲惫不堪，但当她踏入公司电梯的那一刻，立刻换上了得体的职业微笑。
这一细腻的举动，实质上揭示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期间，青年一代不仅在物质层面遭遇了艰难，甚至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由也变得极为珍贵。他们被迫佩戴起社交的面具，而那些曾经坚固的人际纽带也在无声中逐渐崩塌。
依据日本总务省在2022年公布的《社会生活基本调查》报告，在20至34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中，有超过40%的人坦言自己“几乎找不到可以倾诉烦恼的朋友”。这一数据与十年前相比，增长了大约10个百分点。这种人际关系的疏远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所导致的一系列重要社会问题之一。
经济的长期不振不仅对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导致了日本社会人际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代际之间的“厌老”和“嫌孩”情绪迅速扩散，传统的家庭联系逐渐变得薄弱；在职场中，“社畜”文化面临“无声离职”的挑战，同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以利益为导向；而在亲密关系中，“单身寄生”现象日益普遍，“无缘社会”的问题也在持续扩大。
一、代际对立的加剧
2014年，日本内阁府的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了“讨厌老人”这一现象。那一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了约26%，与此同时，在15至29岁的年轻人中，有高达41%的人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一种负担。
在数据的背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日本社会的抚养比经历了巨大的几何级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从1990年的每5.8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1位老人，这一比例已经减少至2022年的2.1人，并且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降至1.3人。
在2023年，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接受一次深度访谈时，将此现象命名为“期待落差”。
前辈们在长期雇佣体系中积攒了退休金和房产，然而，199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步入职场伊始便遭遇了“非正式雇佣”的现实，他们无法预见到自己六十岁时的经济状况，因此对代际间的契约关系持怀疑态度。
在日本众多影视及文学作品里，这种情感得以充分展现，以《小偷家族》为例，其中柴田治有一句台词：
生下孩子就自然成为母亲了吗？那不过是器官在起作用。
电影上映的次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数据称，2018年的新生儿数量为92.1万，创下了明治时代以来的新低；同时，30至34岁的女性中，终身未婚的比例高达27.4%，这一数字是20年前的两倍。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2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攀升至29.1%，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总和生育率却仅有1.3，这一数字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水平。这种人口构成的转变，导致代际资源分配的矛盾愈发尖锐。
山田昌弘在其著作《希望格差社会》中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提出，经济停滞的现状使得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前景变得不明朗，与此同时，社会保障的投入持续偏向老年群体，这一趋势进一步加深了不同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这种情绪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具体体现，是网络上“老害”这一标签的广泛传播，还有公共场所“禁止儿童入内”标识的频繁出现。
在《便利店人生》这部小说里，村田沙耶香塑造了一位对传统家庭生活毫无兴趣的年轻女性形象，这一角色恰恰映射了众多当代日本年轻人对于生育和家庭责任所持的疏远态度。
二、职场关系的淡漠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内部，“把工厂当作家”的口号比比皆是。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曾将这种“终身雇佣与年功序列相结合”的制度进行理论阐述，并将其命名为“内部劳动力市场”。
该理论在2001年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索尼公司率先引进了美国的绩效薪酬制度，紧接着富士通、松下等众多企业也相继效仿。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正式员工的占比从1990年的81%减少至2021年的63%；与此同时，非正式员工中20至34岁年龄段的比例则从17%增长至36%。
随着“终身服务于一家企业”的观念转变为“几年一签的劳动合同”，同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像从前那般紧密，下班后彼此如同陌路之人。
NHK的纪录片《无缘社会》讲述了一位名叫铃木的派遣工的经历，她在电子厂辛勤工作了整整十年，然而她的合同和工位却始终处于临时状态。出于对被替换的担忧，即便生病她也未曾敢请过假。然而，在震灾期间裁员时，她突然收到一条短信，通知她的门禁权限被撤销，而她的储物柜隔日便被贴上了新同事的名字，她的离去似乎并未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重启人生》这部日剧巧妙地将这种冷漠描绘得充满喜剧感，女主角在离世之后才恍然大悟，她竟然连同公司里同期入职的同事的真实姓名都未曾铭记。
大家只是工作伙伴，离开公司就再无交集。
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低欲望社会》中提到，随着终身雇佣制的瓦解，年轻人不再将企业看作是自己的归宿，职场中的关系也愈发趋向于工具性。
在《我，到点下班》这部作品中，女主角东山结衣对加班文化的排斥，恰好体现了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成为了一个鲜明的例证。
在现实的工作环境中，由于员工在单家公司的工作年限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默默离职”，即仅履行基本的工作职责，而不参与额外的职场社交活动。同时，随着职场竞争的加剧，同事们尽量维持适当的距离——既保持热情友好，又保持礼貌，对于不熟悉的问题则保持沉默。他们既不主动询问，也不轻易分享个人信息，以免陷入不必要的纠纷。更不必说在经济繁荣时期所盛行的携手共进，那往往极有可能导致他人失业。
职场中普遍存在的疏远感和自我保护意识，反映出人们对工作场所的归属感和忠诚度的逐渐减弱。
三、亲密关系的瓦解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根据最新一轮（2022年）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在18至34岁的未婚人群中，有70%的男性以及60%的女性表示他们目前没有交往的对象，而在这些未婚者中，有42%的男性以及35%的女性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想谈恋爱。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被归结为三类：金钱、时间、情绪成本。
谈一场恋爱，等于多打一份工。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这种现象颇似所谓的“关系通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收入水平停滞不前，但生活费用却持续攀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亲密关系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市场随即显现出两大产业趋势：一方面是需求侧的“小型化”趋势，诸如一人份餐食、单人烹饪器具、单人K歌设备等单人消费品的迅猛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供给侧的“服务化”转向，例如虚拟恋爱对象、陪聊应用程序等新型服务的兴起。以AI聊天软件Replika的日语版本为例，自上线三个月以来，其下载量已突破数十万。
《花束般的恋爱》这部电影中，男女主角在咖啡馆里面对面，却各自低头玩手机，这一幕象征着爱情的淡化。2022年，当电影在中国大陆上映时，日本家庭的平均消费支出中，单人消费品的占比首次突破了35%。这一现象甚至被野村证券纳入了其“下行期黄金赛道”的报告之中。
另外，《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由日本内阁府于2023年发布，报告指出，在20至39岁的年龄段里，大约有65%的未婚男性以及73%的未婚女性并未处于恋爱关系中。NHK推出的特别节目《无缘社会》进一步揭露，日本每年大约有三万人遭遇“孤独死亡”，而其中许多人甚至在去世前就已经与社会彻底断绝了联系。
在《一个人的老后》一书中，上野千鹤子指出，经济负担迫使年轻人不得不延长与父母同住的“单身寄生”状态，然而这种居住方式常常缺少深入的亲密沟通。而在电影《花束般的恋爱》的结尾，男女主角的“平静分手”场景，恰恰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亲密关系所保持的理性距离。
四、孤独是被动的选择
在《小偷家族》中，那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同享用着一碗热腾腾的乌冬面，仿佛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庭；而在《怪物》里，只因孩子的一声啼哭，邻里之间便迅速报警，这揭示了日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而又疏远的情感关系。影视作品生动地记录了这些现象。
本田由纪这位社会学家曾经提出，经济停滞的现象能够对人际关系的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的“失去的三十年”期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职场交往，乃至恋爱关系和养老模式，整个社会都在悄然进行着一场关系结构的重塑。
这种转变并非仅仅可以归因于个人态度的冷漠，实则反映了社会在经历长期低增长后的一种自然调整过程。
孤独并非个人所择，而是时代施加于众人的生存之道。在经济无法给予充足的安全感之际，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寻求自我庇护，退入个人的安全空间。
在这种经济紧缩的背景下，如何维持社会的基本联系，成为了日本及众多面临类似挑战的社会必须深入思考并长期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