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最初的形态，讲述的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在2017年，我着手创作的首个故事草案描绘了一位面临失业威胁的年轻人，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与公司中那些平日里并不受重视的同事们组成了一支队伍，希望在年会上一同呈现一场表演。在年会中，若能出色展示并赢得奖项，这便成为了他们保住职位的最后机会。这是一个融合职场、励志、音乐和轻松喜剧元素的故事。与当下的讽刺喜剧截然不同。
起初，我萌生了创作这个故事的念头，那是在与朋友们闲谈时，他们常常抱怨职场中遇到的种种怪异人物和离奇事件，这些故事让我觉得颇具趣味。回想高中时期，我主修理科，众多同窗毕业后纷纷投身互联网巨头企业。每当他们谈论起自己的工作，我仿佛置身于云端，听着那些陌生的词汇。那些词并非技术术语，然而我却难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当下流行的“互联网行话”。
我觉得这挺有趣。随着听的次数增多，你便会察觉到，不管他们身处何种企业、何种职位，他们的系统设计、工作方式以及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颇为相似。我那时也在思考，为何如今国产影视作品中，鲜少有深入探讨职场生活的题材，实际上这应该是一块极具挖掘价值的创作宝藏。我父母同样都是上班族，我们是一个双职工的家庭。在家中，与亲戚朋友闲聊时，抱怨上司和工作的抱怨声此起彼伏，这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实际上，职场生活是现今城市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是与每个人生活最为贴近的一个话题。
然而，当你现在回想起那些大型企业员工的抱怨，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尽管他们在抱怨，但他们的内心并不感到焦虑，甚至将这种抱怨当作一种乐趣。我的同龄人那时大多已年近四十，基本都成为了中层管理者。他们抱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OA系统的繁琐和官僚作风，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锐意进取的激情。尽管当时心中隐隐有些忧虑，诸如达到某个年龄段后可能不得不从技术岗位转向管理岗位，收入也会相应减少等，但尚未达到对“35岁被辞退”这一具体年龄界限的焦虑。在他们谈论这些话题时，我感觉他们并非真的认为这一体系存在重大问题，反而似乎还夹杂着对工作的某种自豪感。
我最初创作的那个版本，尽管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位可能面临失业困境的人，但整个故事的主线却朝着一种极具鼓舞人心的方向发展，职场背景也被描绘得相当严肃，并未察觉到这家企业本身存在任何问题。然而，几年后我拍摄了《被光抓走的人》，等到2020年重新审视这部剧本时，却发现其中所传达的情感似乎并不贴切。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的对象群体逐渐扩大至年轻和基层的大厂员工，他们中许多人对于撰写日报、周报、月报等报告感到极度厌恶。其中，有一个女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道：“每周我只需完成这么点工作，却要撰写三份报告，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明明一件只需两行字就能说明白的事情，我却不得不写得复杂冗长，仿佛这样才能显得专业。”因此，这些网络流行语便由此而来。原本两人只是通过邮件沟通了一件事，但在撰写周报时，却需要将其描述为“对齐颗粒度”，目的是为了扩充文字内容，使得汇报显得更加专业和充实。
在这些个体中，有人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他们不禁要问，这究竟对国内生产总值有何贡献？在我采访的那段时间，我发现受访者普遍有两种强烈的感受：一是感到疲惫不堪，二是觉得待遇不公，认为辛勤劳作不如擅长汇报。然而，这种情绪并未达到绝望和恐惧的境地。
那时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一名流浪者在某企业办公楼内隐居了一个月，他在那里能觅得食物和饮料，甚至还有洗澡设施，就这样默默生活，无人察觉他并非该楼内的人。我目睹此事后深感震惊。按常理，这些大型企业应具备最先进的管理体系，员工也都是聪明且有才智的人，然而，这样一个体系竟然存在如此明显的缺陷。后来网络上不是流行一个说法吗，就是人们总觉得商战都是多么智慧激烈的较量，然而现实中的商战却是直接抢夺公章、切断竞争对手的电源等行为，往往是一些看似非常聪明的人最终做出了非常愚蠢的事情。
此时，那种荒诞与讽刺的情绪在我心中悄然滋生。我并非针对某个特定企业或个体，只是当某个组织成员众多到一定程度，便会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怪异现象，以及各种令人费解的缺陷。随后，我们进行了多次采访，讽刺的素材越积越多，让人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荒唐至极，令人捧腹。恰似今年忽然风靡的一句名言，「整个世界宛如一座庞大的临时搭建的舞台」。
在电影《年会不能停！》中，王迅扮演的庄正直角色，悄然潜入企业的大楼之中，他的行踪并未被人察觉。画面截取自影片《年会不能停！》。
人们对搞笑的渴望日益增强，对幽默的接受度却愈发严苛。一个普通观众在网上接触到的笑话数量，可能超过了喜剧创作者所能接触到的。若一个短视频在五秒内未能逗笑他，他便会迅速离开。究竟还有什么能触动人心，让人感到欢笑，这如今变得异常困难。
有观众指出，在我们拍摄的电影中并未采用这类涉及排泄物的幽默桥段。坦白讲，在创作阶段，我们确实考虑过加入这样的元素，毕竟屎尿屁喜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题材。然而，我认为，不论其艺术水平高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幽默已经不再新颖。你会发现，那些令人发笑的点别人早已尝试过，没有任何一个段子能够两次逗乐观众。
我与脱口秀艺人交流时发现，众人普遍遇到难题，即国外喜剧的素材丰富却多不适宜本土环境，因此众人普遍采取的策略是深入生活底层，挖掘自身生活中那些他们认为荒谬的元素，将其夸张至极端情境，进而放大其可笑之处。
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同样选择了这条道路。以开篇为例，白客扮演的角色迎接了大鹏，他口中的台词是“从今往后，你将成为我的部下”，然而在肢体动作上，他却反其道而行，将大鹏视为自己的上司。其中蕴含着三层不协调，首先是台词与动作表现的不匹配、其次是角色间关系的失调，再者是将酒桌上的敬酒礼仪融入场景，两人需将酒杯举得低于对方。尽管观众可能不会立即领会，但大多数人生活中多少都有过类似体验，从而产生一种熟悉感，这也成为了本场景中最引人发笑的部分。这个笑点就不是光靠某一个段子或者某一句话产生出来的。
这种喜剧的幽默桥段，在布局上与传统的相声表演颇有相似之处。我在创作当前剧本的过程中，深受牛群和冯巩的《小偷公司》以及刘宝瑞老师的《连升三级》的深刻影响。胡建林、马杰克与潘妮三人共同构建的框架，深受传统相声《扒马褂》的启发。在该作品中，一位角色装傻充愣，另一位则在一旁挑剔，而第三位则不得不为那位惹麻烦的人收拾残局，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关系。
身为天津人，我自幼便习惯于每天下午一点半至五点半收听广播，那段时间里充斥着快板、评书和相声。日复一日，我沉浸在各类传统相声之中，恐怕很难找到我未曾听闻过的段子。实际上，传统相声中的笑料并不密集，往往需要较长的铺垫。以马三立老师的《逗你玩》为例，整段表演中，最后一个包袱才是笑点所在，它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爆炸效果，正是因为前面的铺垫足够充分。这部影片的前二十分钟主要在阐述人物间的关联，我们内心其实挺有负担的，担心现在的观众是否能够忍受如此长时间的铺垫。我们甚至尝试在其中加入一些笑料，但最终发现节奏并不合适，最终还是被剪辑掉了。幸运的是，现在的反馈显示观众们对此反响不错，他们接受了这种叙事方式。毕竟，观众们买了票进来，不太可能只看十分钟就离开（微笑）。
这是我首次尝试执导一部特定类型的电影。这类电影与观众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我此番所追求的是一种信息量巨大且节奏飞快的叙事风格。如今，大家普遍习惯了以1.5倍速观看剧集，对于那种可能比现实生活更慢的说话速度和反应速度，观众们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在现场指导演员时，我告诉他们，我希望大家能够展现出1.5倍速的表演水平。最终，我们的影片包含了约2300个镜头。我们期望通过这种整体的节奏感，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此次我们携手的喜剧艺人，亦或在众人心中贴有喜剧标签的艺人，总计约二十余人，他们的表演风格各有特色。例如，大鹏展现的是东北喜剧的独特韵味；白客起初以日和漫画式的夸张表演著称；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参赛者们则更倾向于舞台表演，其中不少曾是话剧演员；至于脱口秀演员，他们之前并不涉足戏剧领域，许多人更是初次涉足演艺事业。每次吸纳新成员时，我内心最大的担忧便是，这些人能否融合在一起。毕竟，每个人的表演风格迥异，他们能否相互配合，衔接顺畅呢？
在与演员讨论剧本和角色时，我们渐渐达成共识，意识到本故事实际上是一部结构喜剧。大家普遍认为，在演绎过程中，不应过度追求喜剧效果，避免夸张的表现，而应更贴近日常生活，呈现出一种自然、接地气的生活化风格。达成这一共识后，后续的工作便易于开展，无论个人风格如何，即便是像“三狗”这样引人注目的，我们也能将其纳入统一的风格之中。
这次拍摄面临的最大困难并非仅仅在于喜剧部分。我们于2022年11月启动拍摄，原计划拍摄时间为60天。然而，拍摄进行到一半时，整个剧组200名成员中，仅有5人未感染。这确实非常辛苦，非战斗性减员情况相当严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员需要轮班休息，而像我这样的摄影指导人员无法轮班，就只能带着发烧坚持拍摄。
元旦假期，我们整个团队享受了7天的休假，然而实际拍摄时间却缩减至53天。原计划在年会结束的戏份中，我们早已安排了800名群众演员，打算与主演们一同在三天内完成拍摄。然而，当时只有200名群演能够到场，而且演员们纷纷发热，实在无法继续，最终不得不将拍摄分为台上和台下两个阶段进行。拍摄这个角度时，两百名观众纷纷移至这边就座，而拍摄另一侧时，他们又转移到了那边。由于我们董事长的眼镜会反光，这导致穿帮现象，观众能明显看出台上并无演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后期特效来加以修正。尽管我们的影片看起来特效不多，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特效场景。
元旦假期结束，大家稍微恢复了一些之后，我们便重新开始拍摄三位主演台上演唱和跳舞的片段。当时他们三人信心十足，认为身体康复后便可以顺利演出，然而拍摄了一部分后才发现状况不妙，不得不立即吸氧，心跳急剧上升至一百六七十次。此后，每次演唱都需要为他们每人准备两个氧气袋。大鹏刚拍完戏过来查看监控，我注意到他的手竟然破了，原本以为他是在台上不小心磕到了。然而并非如此，原来他在唱歌时突然眼前一黑，为了防止自己晕倒，他用力地抓挠自己的手，结果抓出了一个很大的伤口。
这首歌我们后来也进行了录音棚的录制，然而在最终成片中，我们80%的部分仍然采用了他们三人现场演唱的版本。虽然并非完美无瑕，其中不乏走音之处，以及不少嘶吼和节奏不协调的片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从整体气质和氛围来看，那是最为出色的。
三位主演的年会唱跳。图源电影《年会不能停！》
对我而言，导演这一职业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你可以一块砖一块瓦地构建一个独立的世界。只要你构建得足够出色，这个世界便能让人信服，进而让观众产生共鸣。我思考我们为何需要艺术创作这一事物，从社会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由众人的共同幻想所塑造的。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他们共同编织出的幻想最终将塑造出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
我生长的故乡位于天津塘沽，那里颇似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所描绘的景象，一个以数家工厂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城市。塘沽拥有天津港、天津盐场、天津碱厂等三大工厂，90年代又新增了渤海石油公司。绝大多数塘沽居民的工作都与这些大型企业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熟人社会氛围。因此，我对那些“大厂”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家当时并未设有浴室设施，于是父亲便带我前往单位所设的公共浴池进行沐浴。而观影活动同样由单位统一安排，我们前往的是单位内的礼堂，并非专门的影院场所。
在我大约十岁那年，单位为职工家庭安装了闭路电视，最初三天播放的是《星球大战》三部曲。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随后，国内开始引进好莱坞的大片，我便前往那个礼堂观看。1995年，《阿甘正传》在中国上映，虽然是配音版本，但我还是忍不住看哭了。当天我回到家中，便挑选了一本笔记本，开始将记忆中的情节与台词一一记录下来。这实际上是我生平首次尝试撰写剧本。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记忆逐渐模糊。尽管如此，那部电影给我的触动极大。你才会意识到，电影这种形式能够讲述一个精彩纷呈的人生故事，让人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深深感受到情感的共鸣，这对我的影响尤为深刻。
后来我的初中同学们向我展示了那本初中同学录，我立刻在上面留下了这样的话：「我渴望成为一名导演，因为我坚信，能够引领观众们时而哭泣，时而欢笑，这是一项无比崇高的使命」。然而，进入高中后，我竟然将这事儿抛诸脑后。我在塘沽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中考时更是以塘沽区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南开中学。然而，当我踏入南开，现实却给了我沉重一击，我从前三名的光环瞬间跌落至年级后三十名，学习压力也随之剧增。
不过幸运的是，在我们学校的那段时间，正逢素质教育推广期，不允许举行晚自习，强制要求我们加入社团，于是我便加入了戏剧社，参与了一些小品表演，还经常偷偷溜出去观影。《泰坦尼克号》和《情书》这类爱情片，都是和班上几位男生一同观赏的。然而，素质教育推行两年后，学校发现学生的成绩普遍下滑，于是迅速取消了这些活动。
我深感欣慰，在那段时光里，环境颇为宽松。正是在高三那年，由于一位同学了解我对这些事物的喜爱，他递给我一份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这才让我开始关注此事，并突然意识到这或许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是否应该选择生物学作为专业，毕竟当时生物学非常热门，然而我的分数却不足以达到录取标准。
电影学院在那一年的导演系没有招生，最终我选择了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现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导演系，实际上是一个偏向于电视节目导演的专业。当时国内的影视行业尚未充分发展，我们毕业时普遍感到困惑，老师们告诉我们，如果选择成为电影导演，那就等于投身了一个即将没落的行业。你若选择成为电视节目导演，或者加入剧组，那么就得从场记副导演这样的基础职位做起，这条路异常艰辛且耗时漫长，对于年轻人而言，成功的机会相当有限。
因此，我踏入这一行是从担任编剧开始的，颇为幸运。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我便跟随导师参与了两个电视剧的创作，顺利地迈入了这一领域。毕业后，我与妻子一同居住在通州，她同样从事这一行业，担任制片人。她每天需乘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前往知春路的办公地点工作，毕竟需要有人赚取收入。我常在家中打磨剧本，通常熬夜至凌晨两三点，日间则在家中休憩，甚至有半个月未曾踏出家门。往往剧本完成却难以拍摄，或是自认为不错的部分，在导演和制片人的眼中却毫无价值。那段日子，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仿佛有长达数年的黑暗阴影笼罩着我，紧紧地包围着我，使我无法动弹，连直起腰身都变得艰难。
受访者供图
2009年某日下午，完成了一集剧本的撰写，炽热的西晒阳光照进屋内，我顿感身心舒畅，那道阴影也随之消散。待太太归家，她好奇地询问我为何如此愉悦，我笑着回应，因为我突然领悟到了如何编写戏剧。
后来我刻意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现在每天清晨六点左右，我差不多就能醒来。早五点多钟，我就已经醒了。一位前辈曾告诉我，他每天早上七点左右开始写作，直至中午，这样一天的工作量就圆满完成了，随后整个下午和夜晚的心情都变得格外轻松。我也渴望如此学习，若是清晨起床便开始学习，然而我早晨依旧难以完成写作任务，不论能否写出来，我终究得坐在那里，有时甚至一写就是从早到晚，直至夜幕降临。我总觉得至少应该保证工作时间，若是没有写作满8个小时，似乎这一天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过去电视剧的创作节奏通常是每三天完成一集，这就像金字塔的层级结构，第一天大致完成两三百字，第二天可以写出大约一千字，而到了第三天，在交稿前需要完成一万字。我的日常生活就这样以三天为一个周期循环往复。如果遇到写不出来的情况，我就会唱唱歌，玩玩我的变形金刚玩具，或者看看电影电视剧，但我的大脑里始终在潜移默化地构思着剧本。我的日常生活相当简单、朴素且无趣，或许在他人眼中显得单调，然而我自己却在这其中找到了乐趣。
董润年在片场。受访者供图
电影一经上映，观众们的反响实际上超出了我的预料。在创作和拍摄过程中，我们确实预见到这会是一部引人发笑的讽刺作品，但未曾料到观众的情感会被如此深刻地触动。更出乎意料的是，观众在多个场合自发鼓掌，其中一些反应尤为奇特，每当胡建林晋升时，大家都会为他鼓掌（笑声中）。
我发现大家频繁提到的一个观点是，这部影片成了众人情感的代言人，这样的说法在我们之前是未曾预料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们并未有意针对特定群体发声，因为我自认为难以完全代表他人发声。然而，这部电影却意外地与这个时代的普遍心声产生了共鸣。我记忆犹新的是，有观众在观影后走出影院，他们显得心情愉悦，仿佛获得了新的力量，准备重新迎接生活的挑战，这样的评价让我倍感自豪。
我们所批判的现象，在传统戏曲、相声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众多影视作品中，如黄建新执导的电影中，都能见到其身影。这种讽刺手法颇为普遍。然而，我们只是将这种官僚作风、人际关系的扭曲，从过去的体制内部转移到了现今的互联网环境中。每一代人都在对此进行讽刺，但你会发现，尽管如此，每一代人最终并未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在前期采访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引人入胜的现象。按常理，这应当是当前最尖端的管理模式，而这些人也无疑是现今最睿智且最具现代气息的一群。然而，当具体操作时，那些汇报和沟通体系的繁琐所引发的问题，以及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态度，这些在几十年前的传统作品中早已被讽刺的现象，在此依旧如故。此时，一个极富趣味的现象浮现出来，这表明它们超越了体制的束缚、体系的局限、时代的框架。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它无疑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本质。
实际上，无论企业性质如何，体系结构怎样，其中每个人的追求本质上都是相似的，即追求利益，规避风险，渴望提升个人地位和未来前景，追求财富的积累，并且都不愿意承担不必要的责任，一旦出现问题，都希望责任不要落到自己身上。这种心理是绝大多数人类共有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中，这种人性特征也普遍存在。
理清了这个关键点，我认为我们的讽刺分寸也就随之明确了。在我看来，我们的讽刺程度并不深，我们并未觉得那事物有多么不可饶恕，恰恰是因为我们深知它具有普遍性，所以我们才以善意的心态去描绘它，将其展现出来。自然，在剧情中确实有人犯了罪，这自是另一码事；然而，对于那些并未涉及犯罪的情况，我们不过是在进行一番戏谑。对于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我们不妨自嘲一番，这总归是可行的。
尽管如今很多人对职场现状颇有微词，然而在我看来，相较二十年前，整体上我们还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就像螺旋上升一样，尽管它在某些局部会出现退步、不公平或不公正的现象，但总体趋势无疑是向上的。
或许我本身就不太容易感到焦虑。我的奶奶是一位性格开朗、幽默风趣的山东老妇人，她在家中经常对我们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对我也是采取了一种较为宽松的管理方式。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她很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会逐渐意识到，那些曾经让你觉得非常严重的事情，即使你不去理会，时间也会帮你解决许多问题。因此无需过分担忧，只要你坚持不懈地付出努力，终将有一天能够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
正如电影落幕时的感悟，我坚信，我们的世界必将持续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我深信不疑，确信无疑。
在电影落幕之际，每位角色均找到了各自最适宜的归宿。画面取自影片《年会不能停！》。
